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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合作社的组织创新与交易成本降低
2011年05月13日 15:16:15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新仓经验的制度经济学

  1950年,之所以诞生“新仓经验”,最初是出于农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分析毛泽东同志当年为新仓供销社撰写的批示,也可以从中读出,所谓的“结合合同”讲的正是农业领域内的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与信用合作的“三位一体”。

  以现代的眼光回头来看,“新仓经验”包容一个很重大的内涵: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与信用合作,每一种合作本身的交易都会产生一定的交易费用,而“新仓经验”把三大合作捏合在一起,订立一个结合合同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把三种合作的交易成本简化为一个交易的实际成本支出,节约了交易费用。

  比如说,一个地域内的十几户社员,首先会在生产中形成生产合作。社员甲、社员乙、社员丙等等由于知根知底,他们之间共享的信息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在生产端,成员之间是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获得了相互之间的信息。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供销合作的时候,相互之间知根知底使得大家无须再次支付信任成本,简单说,也就是不用考虑是否存在欺诈、毁约等等征信问题。如果此外再融入信用合作,由于已经开展了前两种合作,信息已经相当公开透明,社员之间也都了如指掌,拿个烟盒,背面写几个字,就可以开展信用合作了。

  在三种合作的结合中,将信息搜寻成本降低,于是就占有了无须支付信息搜寻成得到的那部分额外收益,我们称之为机会收益。总而言之,生产、供销、信用“三结合”以及“三位一体”的模式,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通过某一种经济方式,把其他经济方式都需要的信息加以整合,内部化地掌握了。再加上,因为它构成了组织只要产生组织,就有组织租。又由于它形成了合作社,是一种制度,他就产生了制度租,这些都是合作社的机会收益。这个过程中间,带来不少正外部性来分散小农的负外部性,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建设形成了正外部性。

  正外部性的另一个优点,是有利于推进生产力的进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展示馆,我注意到,当这种“ 三位一体”制度发展起来的时候,第一个电灌站很快搞起来了。电灌一定不会是单家独户在搞,很多农户甚至是整村联合起来才行。这就说明这个地域都通过当时的合作社联合起来,形成了组织。而合作社进一步提升组织化,发展为高级社的时候,就形成了全县范围内的几个电灌站相继出现。在生产力领域。有了重大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农业是一个低生产力的领域,任何生产力的改善,都会造就重大收益。

  生产力进步的第二点,是排灌分离。只有在产生组织的情况下,把单家独户的小生产克服了,才会出现这个现象才能在土地上形成有灌有排的组织化格局。并且更多地拓展农业资源。从数据上看, 9 7 %平湖的农田变成了可灌可排、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这些就是平湖“新仓经验”的重要内涵。第一,减少交易成本,第二。促进生产力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还有第三点内涵。当步人工业化的时候。农业排灌系统的文明之中形成了组织化优势,因此形成村社理性或者叫做群体理性。这个是东方特色。外国没有聚居的村社。即使有农村。但并不能构成整个村社集体行动的逻辑,只有中国在长期的排灌文明之下,形成了共同劳作的基础,有了共同的集体理性。比如,让老年人看护果园,这个就是把劳动力价值合理安置的集体制度安排,形成了最优配置浙北苏南当年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在工厂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的收入在集体分配的情况下。低于下大田劳作的农户。本来工业劳动力收益高,但是他得到的分配却低于大田。因为在村社内部,有整合收益的功能以及要素合理配置的功能。

  农业模式的选择

  自从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以来,为之奋斗的历程延续了五十多年。提出这个口号的背景,恰恰是国家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希望采用苏联的模式支持农业现代化。使得工、农产品得以交换。这样我国才由工业各个部门向国家提出建议,要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以保证国家的工业品在农村市场上能够得以交换。所以,自建国来,我们参照的是苏联的大农场模式和集体农庄。

  后来到了90年代。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延续这个口号,是因为我们转向美国模式。美国也是大农场经营。美国和苏联都是源于原来的殖民地发展模式因此才形成了大农场。但是,大农场不是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追求的模式。

  如果把世界上的农业发展做一个基本区分可以分为三个模式。

  第一种,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业模式。所有大农场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殖民地条件下的产物。如果没有领土资源的大规模扩张就不会有这么大面积的农场资源。大农场贯彻的是福特主义的大生产。推崇机械化农业和资本深化型农业。在公司化、产业化的模式中,合作社所占比例很少,不构成主流。所以,我国提出农业产业化,其实不适合小农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们把美国、加拿大的大农场作为自己国家的发展目标,不一定是合适的。别说是我国,即使是一些原来的殖民地宗主国,也没有条件实现如此的大农场因此大农场是特定历史时段的个别国家的产物。一共算下来,也不超过15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乌克兰等等。

  第二种模式,是前宗主国(欧洲国家的中小型农业。这种模式因资源有限而实现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主要指的是没有大衣场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农业发展模式相对比较保守,绝对不允许农业的自由贸易并在农业上设置高壁垒。贸易壁垒之外,还有技术壁垒等等。还有一个特点,欧洲农业60%以上的经营者,是兼业小农场主。由于不存在竞争而转型成为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生态环保农业、景观农业,形成了欧盟面广量大的中间等级人员参与的绿色运动乃至于绿党政治。这一切是因为农业的资源有限。追求不了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模式。

  第三类,是中日韩小农经济农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通过综合性合作社实现的社会资源资本化。小农经济主要是靠社会资本来替代物化资本.更为注重生态技术等。

  中国农业六十年

  中国的六十年。是人财物三要素不断从农业领域净流出的六十年。60年里工业和城市从“三农”提取的全部剩余高达万亿。这是一个规律,只要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就都会如此,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从农业领域流出三要素。

  同样,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只要三要素从“三农”领域净流出,就会加剧“三农”问题,并引发县乡村三级治理问题。由于要素流出,剩余下降,导致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都存在交易成本过大问题。这其中,包括各级各地政府在内。

  自满清帝制解体以来,凡90余年,历朝历代、历党历派,尚未见到解决好乡土治理问题的范例。想在乡土社会架构庞大的现代化上层建筑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这是个历史性的难题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小农社会,高度分散化,剩余很少收取小农剩余很困难。想在小农剩余之上,建立庞大的现代化上层建筑是不行的。越这样搞,成本越高。于是。2004年取消农业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央和省两级承担了县以下农村的公共开支。这使得村治、乡治、县治这三层治理的矛盾相对缓解,但也没有根本解决。

  农业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农业之外。这是我1993年说过的一段话。现在,要加以补充的是,“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也在农业之外。最近,我们正在和农业银行商量,希望对于合作社金融开展窗口业务,引入金融互助“三位一体”的“新仓模式”,将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条件,从而焕发新春。

  最后,做一番理论归纳。任何分散小农经济条件下,外部主体介入农业领域都存在交易费用过大问题。因此最自由的契约,最不可维护。有人搞订单农业,挨家挨户签订合同。走订单农业的产业化之途,但是公司直接加农户,实际上超过80%都是失败的,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公司在签订协议时,交易成本未付出,似乎很占便宜。但是自由契约不可维护。违约在农业领域是大范围存在的。而任何一级政府都难以有效地替公司追究农户的违约责任,法不责众。

  所以,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提出的“公司+农户”模式是值得推敲的。只有依靠合作社这个桥梁,将交易费用由合作社内部消化,公司才有可能真正与农户形成可信守的契约。

  自由契约的关键就是交易费用。在农业领域,这部分交易费用往往体现为负外部性问题,当交易参与者自身不能消化的时候,自然就把矛盾转嫁给社会,这个是我们当前”三农”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大家要在实践中,把握好这个规律。

来源: 《中国合作经济》2009年10期 作者: 温铁军 编辑: 施席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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